六连萌实践漫谈：从一场未竟的实验，聊聊学生自治的可能性

时间：2026 年 5 月 6 日
场合：六连萌十一周年纪念茶话会
执笔：红枫

引言：十一周年之际的坦诚复盘

一晃眼，距离六连萌的最初萌芽，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一年；而距离工作室正式通过解散决议、停止全部实际运转，也已经过去了四年。

今天借着十一周年的契机，几位老成员围坐在一起。我想，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沉溺于某种自我感动的怀旧，更不是为了粉饰过去的遗憾。在过去的几年里，常有从事青少年工作、高校社团或者社会公益组织的朋友与我探讨：六连萌当年究竟是如何聚拢起那样一批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青少年的？而在它稳定运转了数年之后，又究竟是怎样的内在机制，导致它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走向了分歧与归寂？

今天，我想脱掉那些刻板、冰冷的报告腔调，以一个亲历者与组织者的视角，把这段跌跌撞撞的历程平实、严肃地呈现在大家面前。这不仅是对我们这群人青春岁月的一次郑重交代，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学生自治样本。

一、初代的萌芽：以纯粹陪伴为底色的互助起点

回望最初阶段的六连萌，它甚至不能被称作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组织”。

当时既没有清晰的章程，也没有制度化的层级。其前身是在一线社工的引导下，由一群在校小学生参与的基础性陪伴活动——在社区与学校的工作站里，陪伴那些在家庭或校园中遭遇心理困扰的同学，为他们辅导课后作业，组织一些简单的课后游戏，努力在紧张压抑的环境之外，为处于成长困境中的同伴提供一个充满安全感的庇护所。

在那个阶段，大家的心思极其朴素，并将这种彼此扶持的信念凝结为一句早期的共同宣言：

“以梦为马，为爱同行”

然而，纯粹的情感共鸣并不能替代组织的制度化保障。由于当时的核心参与者基本都是小学生，缺乏长远的规划能力与稳定的资源支撑，随着第一批核心成员升学离校，这一最初的尝试便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分散。

但它所留下的种子却至关重要：它让我们第一次真切感知到，同伴之间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平视与倾听，拥有着成人体系往往难以触及的情感疗愈力量。

二、二代心理小组：以同伴支持撕破校园欺凌的隐蔽之墙

2017 年，曾参与初代实践的社工老师与部分升入中学、大学的志愿者重新集结。大家希望对当年的零碎经验进行系统化重构，摆脱一次性、偶发性志愿活动的局限，尝试探索一套可持续运转的学生同辈互助机制。

在这一背景下，“六连萌工作室”正式成立，并将首要矛头对准了校园深处最隐蔽的顽疾——校园欺凌。

校园欺凌之所以极难治理，根源在于它往往深埋在学生群体内部，外部成年人极难即时察觉；即便教师有所察觉，也往往由于身份维度的隔阂、考核压力的牵制以及信息获取的严重滞后，难以及时给予受害者有效的情感兜底与干预。

针对这一困局，在社工与心理工作者的指导下，六连萌创造性地建立了以同辈支持为核心的“心理小组”。

心理小组的核心创新在于其彻底以学生为主体：

小组成员跨越班级甚至跨越不同学校，在接受了基础的倾听技巧与非暴力沟通培训后，承担起敏锐观察与情感连接的任务；
他们定期交流各个班级内部的隐微动态，在日常交往中识别那些可能处于边缘弱势、遭受言语排挤或隐形孤立的同学；
他们绝不扮演居高临下的“管理者”或“矫正者”，而是以完全平等的姿态与受困同伴建立非正式的连接。

我们当时确立的核心工作原则极为克制：“尽可能与更多的同伴，建立起持续而真诚的沟通连接。”

实践表明，这种由学生自发织就的同辈支持网络，在帮助受创伤同学重建安全感、化解绝望与孤独方面，展现出了体制内师生关系无法替代的温度。它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命题：学生绝不仅是教育的客体与被动接受者，在恰当的引导下，他们完全有能力成为教育生态中富有建设性的主体。

三、协作型兴趣小组：从“参与者”到“设计者”的质变

随着心理小组的深化，为了给团队储备更多元的能力，工作室最初开设了心理学自学小组。但这一举措迅速引发了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围绕技术探索、摄影摄像、平面设计、哲学思辨等不同志趣，组织内部自发分化生长出了多个协作型兴趣小组。

正是在这一阶段，组织内部的学习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飞跃：学生不再只是活动的被动参与者，而是逐步转型为项目的设计者、规则的制定者与探索的推动者。

大家在跨学科的协作中迅速建立起自主学习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恰逢部分具有海外求学背景的成员，将“社区化教育（Community-Based Education）”与“项目式学习（PBL）”的理念引入组织内部。这种强调问题导向、自主探索与跨界整合的思想，与六连萌的本土土壤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六连萌由此从一个单一的心理互助小组，演化为一个具有自发生长活力的青年综合实践平台，开始在体制外尝试搭建一套“以学生为中心的微型教育雏形”。

四、组织架构的演进：去中心化社群与三阶治理机制

兴趣与热情驱动的开放式协作，赋予了六连萌极大的生命力。但随着成员规模的快速扩张，去中心化结构的内在缺陷开始不可避免地显现：协调成本急剧攀升，各组目标逐渐分化。

原先以社工与教师为主的外部引导性力量，在复杂的生态面前逐渐失去覆盖力；2019 年前后，因沟通温差、认知断层与理念偏差引发的内部争议屡见不鲜，甚至偶发较为激烈的群体性摩擦。

面对现实的治理危机，大家意识到单纯依靠情感联结无法维系复杂系统的运转，必须构建更具层级化与协调能力的组织框架。

由此，“项目组 — 会议机制 — 委员会体系”的三阶治理模型逐步确立：

治理中枢：六连萌委员会 (负责价值平衡、冲突调节、规则设立与项目准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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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纽带：六连萌定期会议 (跨组信息同步、阶段性复盘、资源调配与观点辩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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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单元：各独立项目组 (心理支持、自学项目、技术开发、内容创作)

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探索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数据中心”实践：打破传统课堂单向填鸭式的知识灌输，以具体项目为载体进行逆向知识拆解；利用轻量级在线协作工具，对自学过程中的任务推进、反馈盲区进行多维度的过程可视化追踪。

这一尝试让成员从单一的“结果考核”转向对“认知过程”的系统性觉察，极大拓宽了大家的知识视野与自主心智。

五、无法逾越的高墙：心理危机干预的边界之痛与外部介入两难

然而，正是在团队最具探索雄心的时刻，六连萌在最根本的心理支持领域，狠狠撞上了现实的伦理与能力高墙。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青少年群体的普遍心理压力与焦虑情绪显著攀升。六连萌的小伙伴们怀着极大的善意，尝试在原有的倾听支持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更具主动性的心理危机干预。

也正是这一跨界尝试，暴露出了一套学生自治体系无法承受的深层矛盾：

专业能力的硬边界：参与的成员归根结底是在校学生，绝大多数缺乏临床心理学、精神医学与危机干预的系统专业训练。在缺乏成熟制度兜底的情况下，过度介入重度抑郁、自伤或心理重症，不仅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在多次复杂的情境中，让施以援手的学生陷入严重的共情疲劳与心理内耗；
信任伦理的深层两难：为了对成员的生命安全负责，六连萌委员会尝试引入外部专业力量，并在识别出极端风险后，依规将情况通报给监护人或校方。然而残酷的现实表明——不少成员之所以将六连萌视作唯一的精神寄托，恰恰是因为其心理创伤根植于原生家庭或学校体制的冷漠与暴力。当组织决定向家庭或学校寻求体制性庇护时，在部分当事成员眼中，这无异于一种背叛，直接瓦解了组织赖以立足的底层信任。

我们陷入了一个近乎无解的结构性死结：一方面，纯粹的学生自治在专业能力上无法承担生命的重量；另一方面，将个案完全转交既有体制，又会直接触碰部分成员最敏感的信任红线。

六、裂痕与归寂：去中心化架构下的系统性失序与平静终局

上述信任冲突的爆发，偏偏致命地叠加在了一个已经高度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之上。

一方面，各项目组在长期的自主探索中早已具备独立运作的能力，整体对委员会中枢的依附度极低；另一方面，围绕“是否应当引入外部权威介入”、“学生组织的伦理红线究竟在何处”，内部阵营走向了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分野。

委员会原本承担着协调与润滑的职能，但在对立激化的过程中，它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甚至沦为各方情绪与矛盾的承载点。更为致命的是，去中心化的松散网络缺乏强有力的统一仲裁权威，原本可能通过面对面理性沟通化解的微小温差，在各项目组的独立发酵与群体极化中被持续放大，最终演化为无法收敛的系统性撕裂。

在经历了数月的疲惫拉锯与多次无果的全体会议讨论后，大家不得不共同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六连萌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统一有机体继续存续的信任基石与制度土壤。

2022 年 7 月 1 日，六连萌各成员组以绝对多数的举手表决，正式通过了《六连萌工作室解散协议》。随着资产与档案的移交清算，历经五年实际运行的六连萌工作室，正式平静地走向了终局。

结语：沉淀十一年的案例思考

站在此刻，距离当年的解散已经过去了四年，距离最初的起点也已整整十一年。

今天坐在这里重新打捞这些细节，并不是为了证明当年谁对谁错，而是为了把这段付出过无数心血与泪水的探索历程，提炼为一份留给未来的清醒档案。

最后，我想用这段在茶话会上与各位老成员共同达成的共识，作为本次复盘的总结：

上述是我本人在六连萌 11 周年的与几位的聚会中，与其他人共同讨论总结出的六连萌的产生到归寂的过程的分析。
六连萌的实践是为了证明学生可以解决青少年问题的可能性，但是也存在难以领导、过于理想化、无法成功长效组织的问题。
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可以作为各位社会组织或者社团，如果希望发动学生前的案例思考与参考。

谢谢各位。愿这段未竟的探索，能在更广阔的土地上引发更成熟的思考。